紐約市每所學校配置「拒學聯絡員」，處理影響達 15% 青少年的行為問題

全美最大的公立學校系統正在把拒學問題制度化處理。紐約市公立學校將在每一所學校配置專責的「拒學聯絡員」（school avoidance liaison），而校方估計這項行為影響多達 15% 的青少年。

拒學（school avoidance / school refusal）與一般的翹課有本質差異。翹課多半是為了做別的事——與朋友出去、打工、單純覺得無聊；而拒學的核心是焦慮。學生想去學校，也知道自己該去，但一到出門時間就出現真實的生理反應：胃痛、頭痛、心悸、噁心。家長常在「他是裝的嗎」與「他真的不舒服」之間反覆掙扎，而事實通常是後者——焦慮引發的身體症狀是真實的。

觸發原因則相當多樣：社交焦慮、被霸凌的經驗、學業挫敗的累積、分離焦慮、對特定科目或老師的恐懼，或是疫情期間長期居家後的再適應困難。這也是為什麼單一措施往往無效——每個個案的成因不同，需要的介入也不同。

配置專責人員的邏輯在於，這件事不屬於現有任何角色的核心職責。導師沒有時間逐案追蹤、輔導老師的個案量已經滿載、出席管理人員的職能偏向紀錄與通報而非介入。結果是拒學學生在系統中緩慢滑落，直到累積成長期缺席才被注意到——而那時候的難度已高出許多。

實務上，有效的做法多半是漸進式的：不是要求學生明天就正常到校，而是設計可執行的階梯——先到校門口、先待一節課、先到輔導室而非教室，逐步擴大耐受範圍。同時處理環境端的因素：調整課表、確認霸凌情況、與家長建立一致的做法。

值得注意的是這與長期缺席（chronic absenteeism）議題的關聯。近期分析指出美國學生疫後每年多缺席逾 2 億個上課日，而拒學是其中一個被低估的成因。把它從「出席管理問題」重新定位為「心理健康與適應問題」，介入方式就完全不同。

對台灣而言，拒學與中輟的個案數近年也持續受到關注。紐約市的做法提供了一個具體參照：與其要求既有人力再多承擔一項任務，設置專責角色可能是更有機會產生實效的配置方式。